在上述财政部的通报中，同时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时任地方人大常委会领导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等党规政纪处分。
[9]法国行政机关的合同特权理论即生成于上述非公权力行使领域。同时，《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并未将继续履行协议赔偿损失等实质针对合同纠纷的裁判方式规定为法院判决的构成部分，而只是将其确定为选择裁判内容。
[25]据此，行政机关基于公益解约的行为虽然违背了相对人的意志，也未经过其同意，但该行为所处分的并非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是已经成立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在德国，行政合同与行政行为是各自独立的行为类型。针对行政机关的解约行为，相对人可请求判决撤销，或者请求判决确认违法（第9条第1项）。就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的性质而言，《行政协议司法解释》是在未区分单方解约情形的情况下，笼统地将单方解约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诉讼也非行为之诉，而宜归入关系诉讼范畴。
由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18]林明锵：《行政契约法研究》，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67页。[28] 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一方面依据关于人类行为的常识性结论[57]，认定过程采取生活经验法则并非简单地采信某个个体的生活观察，而是通过统计学意义的生活经验来帮助进行事实认定[58]。情境审查的内涵与基本构造是，一方面，情境理性审查的核心是行为的事中客观理性。[26] 黄建军：《剖析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载《理论月刊》2001年第3期。公法基础由命令转向组织，关注交往的环境、具体的场景。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案[19]中，法院认为窃听不构成对私人空间的侵犯，而Katz v. United States案[20]中，认为窃听手机构成对不可侵犯空间的入侵。[12]2014年4月24日，曾军等人驾驶车辆进入乐平收费站时，为逃避抓捕，冯某恒倒车撞击民警跟踪车辆，民警卢某成站在作案车右后角向作案车辆右后轮击发第一枪。
调度员将这些威胁信息及雷加可能醉酒的信息通知了参与追捕的警察。呼吸的空间概念在2015年的希恩案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提出应当保护警察在合理范围内的裁量权，容忍合理但可能为事实上的误判。裁量行为受到决策者的经历、价值观和情绪的影响，这些变量解释了主观意图，却难以通过简易判断来确定，主观意图的审查需要广泛地发现和大量的个体样本，成本极高且收益有限，侵权诉求中，相对人的恶意主张往往是基于猜测，裁判者无法进行有效审查。而Kyllo v. United States案[22]中，法院认为警察适用技术手段检测家中温度以判断是否种植大麻的行为尚未成为常见的做法，被视为搜查，缺少许可程序。
以客观理性审查为主的原则在联邦最高法院一系列判决中得到延续[44],除个别案例之外[45]，联邦最高法院几乎一致拒绝了调查主观意图。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兴起，其要旨由法治扩展为良治，即理性行政、效能与目标实现。治安勤务中盘查的实施，存在可以容忍的合理的误差[7]。总结情境审查客观理性的分析路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观点：首先，客观理性审查应当基于理性的警察的视角，即大多数警察经历相同或相似的训练或经验，面对相似的环境时，能够做出相同或相似的判断。
[35] （三）警察执法情境的特征 其一，具有偶发性、复杂性、紧急性，以接处警为例，处警资源有限，执法系解决即时性情势下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且街头官僚表现为独立或班组式的分散执法，而非事后的集体决断，警察无法如自动售货机式地执法，采取完全一致的审查标准略显苛刻。2.主要争点与结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能否基于触发原则追究符合法定情形而使用枪支的执法人员的责任。
允许官员在善意的情况下可以在评估事实的环节存在误差。第七巡回法院没有支持Kingsley，坚持调查官员是否在主观上故意侵犯或鲁莽地无视权利。
事中客观理性标准由Connor案确立，Saucier v.Katz[39]案等加以印证和发展。曼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触发原则指引法庭去审查执法人员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在其他方面违反了第四修正案，这个独立于枪支使用过程的违反修正案的行为可能导致执法人员的行为的非理性认定，其缺陷在于，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最终使用武力相关联，却是单独违法行为，不能在符合法定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的情况下支撑对使用枪支行为的问责。审查是否存在明显的不称职与明知的故意，可以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明确的先例及专业的合理预见范围。不应因为警察先期违反第四修正案程序条款，如未经许可进入住宅、未告知身份进入棚屋，而直接认定之后面对法定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时使用枪支的行为违法。应当将执法行为视为决策和执行的连续性过程，综合情境判断，通过动态性研究[13]实现行为审查的精细化，揭开公务面纱，回应权力运行黑箱效应[14]。[25]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取代全知全能的绝对理性，以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代替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认为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认识规律。
再次，理性的执法者是否已经知晓行为侵犯了明确确立的权利。曼兹与妻子依据Rev. Stat. §1976, 42 U. S. C. §1983提起诉讼，主张三项诉求：第一，警员进入棚屋时没有持搜查令，即未经法定许可程序进入房屋。
全知全能的绝对理性被有限理性取代，以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代替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警察描述，这把枪的外观与小口径步枪极为相似，其进入时枪口正指向警察。
景疯狂打砸派出所并袭击民警，行为符合暴恐袭击的特征，派出所门厅内空间狭小，时间紧急，如不果断使用武器制止，民警生命安全将遭到严重侵害。地方法院认为，是警察的未经许可且未表明身份的行为引发相对人的暴力对抗，警察应当为最终使用枪支的过度使用武力行为负责。
[9] 参见马某某、张某某玩忽职守案，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刑二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其一，各领域是相对自治的，存在不同领域不同的人的不同结果 [18]。针对一些极具模糊性的争议，警察知识的专业性往往被作为解释的工具[59]。不应作事后审查，应当根据事中的执法资源、信息、环境、人员、对象、政策等诸多因素判定警察是否尽到专业范围内的注意义务，界定结果风险的合理范围。
通过审查内容与技术的概括，强化规则本身所具有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回归法律以简单应对复杂的本来意图。[59] Stephanos Bibas.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N.Y.U. L. REV .vol.81,3,2006,p.911. [60] Stephanos Bibas.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N.Y.U. L. REV .vol.81,3,2006,p.911. [61] See David A.Klinger,Rod K.Brunson.Police officers' perceptual distortions during lethal force situations: Informing the reasonableness. Criminology Public Policy.vol.8,1, 2009,p.117. [62] Scheuer v. Rhodes 416 U.S. 232,247 (1974). [63] See Wood v.Moss 572 U. S. 744 (2014); Stanton v. Sims 571 U. S. 3 (2013); Reichle v. Howards 566 U. S. 658 (2012) [64] 周佑勇：《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
Michael Walzer建构了多元正义理论，即不同领域的独特的正义准则。AlKidd案在有限主观审查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涉及重要证人（Material Witness）条款[49]及其适用是否违反宪法。
《工作规定》第16条规定，民警行为合法性评价所涉及的主观认知、客观条件、外来因素等考量因素，并要求区分警察执法的过错、瑕疵与意外。5.客观推定主观合法性 警察裁量具有专业性、封闭性、主观性和模糊性，因而，在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时，倾向使用已经被法律制度具体化、客观化的外部形式合法性审查标准[64]，特定情境下主观审查的重要技巧是依据警察职业专长及规律，通过客观化的外部形式推定主观方面。
（二）合法性评价的现实疑难与精细化需求 1.广泛存在的争点与疑难 警察执法呈现区别于一般行政权的规制问题，其中，合法性评价与监督问责存在大量争议。[30]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诸多判例奠定了情境审查的基础，应当权衡第四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综合各种情境以判断搜查或抓捕是否合法[31]，执法行为是否理性，取决于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32]，须客观地调查、评价具体案件事实。擅自减少交通安全勤务时长，漏检无证驾驶且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客车，该车因超速发生重大交通事故[8]……上述假设或真实情境中，如何认定警察责任，在实务中尚存分歧与争议[9]，进而影响执法行为的可预期性。同时，对警察任务难度的尊重[54]、维护机构关系[55]等考量均为合法性审查对警察专长与经验的遵从提供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专门委员会是人大的重要工作机构。一是修改《立法法》第19条和第32条，增加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认为存在合宪性疑问的，可以要求起草部门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解释和说明，或者将法律案发回起草部门。
[42] 前引33，韩大元文，第11页。在合宪性审查方面，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具有不同于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地位和能力。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落实好《机构改革方案》和《宪法法律委职责决定》为其赋予的法治使命？换言之，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责要求，应当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来转化为日常实践，从而使宪法实施赢得持续的生命力？ 本文认为，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新增的各项工作职责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具有关键意义。法工委应当发挥好协助功能，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等专业判断应当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权指导和协调法工委的相应工作。
